講師：徐淑賢
講座日期：2025 / 12 / 06
本場演講從一批沉睡多年的書畫談起。在周益記大厝修復過程中，原本懸掛於牆上，或者在衣櫃中重新被發現的作品，其來歷與人際脈絡早已隨時間模糊。但隨著本次計畫投入研究，逐件進行辨識，一張橫跨上海、新竹兩地，串連文人、武術家與政治人物的文化網絡也隨之顯影。本次講座即以為核心，帶領聽眾共同思考傳統筆墨在現代化浪潮中如何被守護、被轉化，並如何與家族生活結合在一起。
時代轉型下的美學觀照：從臺展的現代衝擊到傳統筆墨的價值守護
約一百年前的1920至1930年代，臺灣美術正處於劇烈的範式轉型之中。1927年起官方主導的臺灣美術展覽會強勢引入西方與日本的現代美術觀念，強調寫生、透視、光影與地方色彩，這種「現代使命」對傳統畫壇造成巨大衝擊。
陳進1927年參加首屆臺展的得獎之作〈姿〉即是顯例。畫中女子身著日式和服，側身而立，眼神向下投射，讓觀者隨其視線揣想：她在看什麼？這幅畫帶給當時觀者的，是視覺上的新鮮衝擊，也是時代風貌的具體再現。
1929年李霞應「新竹書畫益精會」之邀來到新竹所留下的〈昭君出塞〉，除了是以民俗筆法繪製圖像，更將「王昭君」這一個在中國文學文本中早已被無數次地書寫與演繹的傳統主題，交會於一張畫作中。擁有這張畫，彷彿也將那些忠貞、堅韌、奉獻與勇敢精神一併容納進來。
與此同時，傳統繪畫世界也產生了諸多質變。藝術生產從「文人雅興」走向公開競技與展示，繪畫不再僅是文人間酬唱應和、私下流通的社交媒介。書畫家面臨雙重轉型：在創作技法上，必須回應寫生與透視的現代標準，或反向強化自身的傳統性；在身分認同上，則從寄情筆墨的「文人」，轉向追求職業認可的「專門畫家」，或具備專業素養的收藏家、鑑賞家。書畫市場也隨之翻轉：交易模式從人際網絡中「檯面下」的潤筆、贈答，轉變為展覽會中「檯面化」、標價明確的公開商業運作。以張純甫為例，透過他的日記與的報紙報導，可以看見他其實極具意識地進行市場宣傳的行動，將原本單純的「展示會」轉化為帶有商業目的的「展售會」。呈現出書畫市場由隱性人情交流走向公開商業運作的情況。
筆墨中的日常與社交信物：吳琨畫作與文人網絡的文化資本
除了巨觀的時代轉型，周益記的書畫更反映了當時新竹地方社會中文人之間極為深刻的生活交際。我們觀察1928年（戊辰年）由畫家吳琨所創作的四幅山水，從畫上落款的時間可以發現，這四張畫的創作時間非常連續，分別在農曆二月的上旬、中旬、下旬，以及三月上旬。在傳統書畫的落款裡，通常會把一個月分成三個階段：每個月的初一到初十叫做「上浣」，十一到二十叫做「中浣」，二十一到三十則叫做「下浣」。這些畫作上也分別題寫了與畫面情境互相呼應的詩詞，展現了傳統文人畫「詩畫合一」的雅趣。
吳琨於1928年從中國來到臺灣，據說他非常喜愛新竹的環境，幾次往返兩地後便定居下來。當時他住在新竹著名士紳周維金（汝南周家）的別墅「省園」裡。由於汝南周家與周益記（武功周家）關係非常緊密，可以想像這樣一個場景：1928年的春天，剛來到新竹的吳琨，為了感謝周家人的款待，或是為了在本地仕紳圈建立名聲，便就著春色，在農曆二月到三月間陸續畫下了這四幅作品。是購得或贈送雖然無法確定，但可以確認這是一份建立情誼的具體信物。
其中一幅題寫「張琴和古松」，出自唐代李商隱〈裴明府居止〉，描繪的是一場完美的文人聚會：到朋友家拜訪，茅屋雖簡而依山傍水，一同試新墨、寫字、彈琴，琴聲與窗外松風相和，直到黃昏聽見遠處鐘聲，才依依告別，並約定「明日還相見，橋南貰酒醲」。吳琨選此詩，恰恰呼應他客居新竹、與周家文人日日相聚、寫字品酒、賞景論藝的愜意生活。畫上又寫「擬仲圭老人筆意」，仲圭即元代四大家之一吳鎮，意在告訴觀者：此畫承襲正統文人畫風格，追求高雅蒼勁的古意。
另一幅畫題寫的是「雨前雨後花滿川，春風浩蕩殊可憐……」，這首詩是明代詩人貝瓊所作的〈題春景山水〉，被收錄在《四庫全書．御定歷代題畫詩類》當中。《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序文有言：「搜抉其義藴，發攄其㫖趣者，則尤藉有題畫之詩。」意即繪畫雖能畫出萬物的形態，但若要挖掘深層內涵與旨趣，就必須仰賴「題畫詩」。詩中「山人日高眠不起，勸酒提壺落紅𥚃」，描寫春雨後繁花盛開，畫中高人卻睡到日上三竿仍不起身，醒後便提壺於落花間飲酒。「殊可憐」並非可憐之意，而是古文中「非常可愛」之意。整首詩展現出「懶逸之美」，既解釋畫面意境，也投射出當時周益記主人與文人們嚮往的從容自適。
對當時的新竹仕紳而言，擁有這類具備經典美感的書畫，是其作為漢文化傳承者、具備文人品味的證明。這種文人社交不僅限於地方，更透過書畫建構出跨國界與跨時空的人際網絡，書畫在此既是建立友誼的禮物，也是跨越新舊美術斷裂感的橋樑。
跨越時空的生命敘事：陳微明扇面、鈕永建對聯與家族記憶的縫合
對傳統文人來說，扇面就像是一張「流動的名片」或「高級賀卡」。因為扇子輕便好帶，打開來就能展示，所以常被當作禮物送給朋友。文人們喜歡在有限的扇面上寫詩、畫畫，這方寸之間不僅展現了才華，更代表了朋友之間交換的心意與交情。周益記所藏的五幅扇面中，有四幅是由太極拳大師陳微明送給周敏益的，其中一幅扇面背後的畫作，甚至是由陳微明的女兒陳邦勤所繪製。
陳微明是光緒28年的舉人，曾任清史館的纂修，是一位標準的舊文人。但他後來「棄文從武」，師承楊氏太極宗師楊澄甫，並在1925年於上海創立了著名的「致柔拳社」，致力於推廣太極拳。陳微明與周敏益的緣分，要從1937年以後周敏益旅居上海的那段日子說起。當時周敏益與妻子陳寶釵的弟弟陳清汾住在一起，期間拜入陳微明門下習拳。這既反映周敏益對養生與傳統文化的重視，也讓我們看見當時上海流寓文人之間，透過「習武」所建立的特殊社交網絡。同時期陳清汾亦活躍於畫壇，1943年以免審查資格在第六回府展西洋畫部出品〈拂曉的上海〉，可與此一上海生活脈絡互相參照。
四幅扇面分別創作於1940年與1948年，對應周敏益生命中兩個重要時刻：一是上海避居的時期，另一個則是戰後返臺、在臺灣再次見到老師的時間。
先聚焦於1940年（庚辰年）夏天創作的。彼時正值中日戰爭膠著之際，周敏益旅居上海跟著陳微明學拳。在動盪的年代裡，陳微明並未選寫風花雪月的詩句，而是特別選錄了「詩聖」杜甫在安史之亂時寫下的兩首名作：〈寒硤〉與〈法鏡寺〉。〈寒硤〉寫的是杜甫逃難時，在寒風與迷霧中飢寒交迫、甚至要向人問路的淒涼；〈法鏡寺〉則寫出了「身危適他州」的無奈，最後還引用了杜鵑鳥啼叫「不如歸去」的典故，道盡了想家卻回不去的痛苦。陳微明寫這幅扇面送給周敏益，其實是一種很深刻的心理撫慰，他藉由杜甫流離失所的詩句，表達他對周敏益這位同樣離家在外、避居上海學生的深刻理解與同情。
戰後周敏益回到了臺灣，但他與老師的緣分並未結束。1948年夏天，周敏益特別邀請陳微明來到新竹。根據當時《申報》的報導，陳微明訪臺在新竹造成轟動，兩百多人擠爆了歡迎會現場。報導還記載了一段傳奇插曲：當時現場有位壯漢不服氣，想找陳微明「比劃比劃」，結果陳微明只是用右臂輕輕一抖，那位壯漢就被震退了七八步，差點跌倒，現場掌聲雷動，從此陳微明「太極拳大師」的名號響徹全臺。雖然後來陳微明因為要回上海，無法留在臺灣教拳，但他留下了比武術更永恆的東西，那便是1948年訪臺時贈送的三幅扇面作品。
這三幅扇面構成了「東坡詩意中的友誼三部曲」。陳微明藉由蘇東坡人生中三個關鍵轉折期的詩作，巧妙地為他與周敏益的關係寫下了最深情的註腳。第一部曲，陳微明選錄了蘇東坡在熙寧年間因變法鬥爭而自請外放時，與友人相互勉勵的詩作（如〈和柳子玉過陳絕糧〉）。當時蘇東坡遭逢政局排擠，正處於「暫離原鄉」的困境，這恰恰呼應了周敏益在1937至1945年間避居上海、流轉各地的經歷。陳微明藉此詩，肯定了周敏益在動盪時代中依然堅守文人風骨、與友朋相互扶持的情義。
第二部曲，選的是蘇東坡歷經黃州貶謫後重新被啟用的元豐年間作品。詩中從感嘆「白首閒驄馬」的歲月流逝，寫到「此身已是一長亭」的聚散無常，最後收在「刻燭應須便置觥」的共飲期待。這反映了1948年戰後，陳微明與周敏益雖面臨即將分隔海峽兩岸的現實，但仍將這份離愁轉化為對未來重逢的溫暖期盼。
第三部曲，選自蘇東坡重回朝廷核心的元祐時期，內容轉為輕鬆的贈答，談論新茶、藥材與龍井泉水。這象徵兩人之間的情誼已昇華到精神層面：即便外在環境漂泊不定，但文人對生活品味的堅持、對精神共鳴的追求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陳微明透過蘇東坡由困頓到淡定的敘事層次，為兩人在動盪政局中對未來重逢與精神共鳴的堅持，留下了最含蓄而溫柔的註解。
除了扇面，另有一幅鈕永建贈送給周敏益先生的對聯，則展示了書畫交誼背後，對於家族處於歷史關鍵點的用途。這幅對聯有一段有趣的背景，它其實是「分兩次」完成的：最早由鈕永建在1947年寫好，但直到1950年，才在鄒馨棣的提醒下補上了上款。鈕永建是民國著名的元老，當過內政部長，書法很有名氣；提醒他補款的鄒馨棣女士，則是當時少見的女性會計師兼國大代表，她和丈夫楊愷齡與許多渡海來臺的書畫家交情很好，也是一位重要的藝術收藏家。
這幅對聯的句子非常美，來自唐代司空圖著名的《二十四詩品》，作者很有創意地把不同篇章的句子像拼圖一樣組在一起，拼出了一幅全新的畫面感。上聯「白雲初晴，幽鳥相逐」，描寫雨後初晴、白雲散開、群鳥在山林間快樂追逐，給人心情開朗、輕鬆自在的感覺。下聯「太華夜碧，獨鶴與飛」，氣氛完全變了：時間到了晚上，巨大的華山在夜色中呈現出深沈的青碧色，這時一隻孤獨的鶴飛過天際，視野變得高遠、深邃，且帶有一種孤傲的美感。全幅作品呈現了強烈且精彩的風景與心境對比。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曾說：「建築是生活的容器」，這句話定義了空間的本質。而觀察1961年周聖徵先生在周益記神明廳完婚的場景，那時這幅鈕永建的對聯是這座「傳統容器」裡莊嚴的見證，凝視著家族的規範與儀式；另一張是1990年代周家遷居臺北後的現代公寓，建築的形式變了，生活的容器換了，但這幅對聯依然掛在牆上。或許我們可以擴充這句話：「若建築是生活的容器，那麼筆墨，便是串聯歲月的絲線」。
從物件看見關係，從商品回歸禮物
最後，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總結周益記的這批藏品。
第一，是從物件看見關係。當凝視這些扇面與卷軸時，看到的不再只是紙張與墨跡，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真實發生過的互動與情誼。這些書畫描繪了一張跨越地域與領域的龐大網絡：從中國到臺灣，甚至連結日本；從文人的藝術圈，跨足到武術家的江湖，再到政治場域的折衝。
第二，是重新認識藝術作為禮物的社會功能。在這裡，畫作不是商品，而是信物。它們被用來表達感謝、建立友誼，甚至撫慰離散的傷痛。相較於現代藝術市場的價格導向，這些藏品背後流動的，是更為溫潤的人情溫度與彼此交付的信任。而這些正是周益記舊藏書畫最珍貴的時代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