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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師與修護師的百年對話」講座摘錄

2026 年 7 月 3 日
周益記

從周益記出發,看見1920年代的新竹風華

理解周益記彩繪的價值,不能只看畫作本身,而必須回到它誕生的時代背景。1920年代的新竹正處於快速現代化的階段,日本殖民政府完成鐵路、電力與各項公共建設,新竹州廳、新竹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及州圖書館等重要建築陸續落成,城市逐漸展現現代化樣貌。同時,文化協會在全臺推動文化啟蒙運動,新竹地方人士黃旺成、林獻堂、蔡惠如等人推動文化啟蒙運動,在鄭氏家廟、竹蓮寺、關帝廟等地舉辦演講,討論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社會改革及文化認同等議題。位於北門街的周益記,正是在這樣一個傳統與現代並存、思想與文化蓬勃發展的年代完成整修並入住,因此它所保存的不只是建築空間,更是一段城市轉型的重要歷史記憶。

修復工作的起點:尋找消失的作者

談宜芳修復師自2021年開始參與周益記修復案,但直到2025年仍無法確認彩繪作者身份。對修復師而言,不知道作者是誰,便難以掌握作品價值,也難以決定修復干預的程度。她強調,修復並非拿起工具就開始施工,而是一套完整的研究與決策過程。根據國際通行的《威尼斯憲章》,修復必須遵循「最小干預」、「尊重真實性」以及「材料可逆性」等原則。

因此在正式修復前,需要完成:

  1. 歷史與藝術價值評估
  2. 作者與年代研究
  3. 劣化狀況調查
  4. 未來使用方式評估
  5. 修復策略擬定

談修復師形容,修復師就像醫生,不同病人需要不同治療方式。同樣的文化資產,如果未來用途不同,修復方式也會不同。

但最困擾她的問題並非修復技術,而是始終無法確認彩繪作者身分。對修復師而言,了解作者是修復工作的基礎,因為唯有理解創作者的風格、習慣與藝術特色、時代背景,才能做出適當的修復判斷。因此,在正式修復前,她投入大量時間進行文獻查找與作品比對。

彩繪落款中只看得出「白水山人」以及疑似「石黃」、「石董」等字樣,中間關鍵字始終無法辨識。花費大量時間查閱資料,卻始終沒有結果,直到某次利用自然光重新拍攝作品時,她注意到落款中的「作」字寫法極為特殊。一般書法講究回鋒收筆,但這個字卻以非常誇張的長筆勢完成,與一般書寫習慣不同。這個特殊筆法讓她聯想到其他作品中的落款。經過反覆比對後,她終於在苗栗縣歷史建築公館西河堂林屋下公廳發現相同筆法與落款形式,進一步確認作者正是新竹彩繪名師李金泉,這個發現讓她相當振奮,也讓周益記的藝術價值得到大幅提升。

李金泉與他的時代

李金泉出生於1890年的福建泉州晉江,幼年來臺後定居新竹,成為日治時期新竹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彩繪匠師之一。他採傳統師徒制學習方式成長,培養出傅錠瑛、李秋山、李秋江等後來的重要彩繪師,在臺灣彩繪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談宜芳透過大量史料研究發現,李金泉不僅是技藝高超的畫師,更是一位活躍於地方社會的文化人物。

他曾投資經營知名的小世界料理屋,廣泛結交地方人士,展現出極強的人際經營能力,影響力大到後來附近街道甚至因此命名為「世界街」。從他的生命歷程來看,他經歷清朝、日本統治與戰後臺灣等不同政權時代,也不斷因應社會環境變化而調整自己。這種開放而靈活的特質,同樣反映在他的藝術創作之中。

周益記彩繪中的新時代美學

透過周益記的彩繪作品,談宜芳看見1920年代臺灣藝術品味轉變的重要線索。傳統住宅彩繪多以花鳥、博古、吉祥寓意為主,但周益記神明廳內卻出現西洋風景畫的構圖。這些風景畫不同於傳統山水,更接近當時透過電影、明信片與西洋繪畫傳入臺灣的新視覺經驗。談宜芳認為,這與1920年代電力普及、都市娛樂興起,以及臺灣美術展覽會推動的新藝術風氣有密切關係。

李金泉巧妙地將西洋風景融入傳統彩繪空間,在博古畫與花鳥畫之間安排遠景山水與帆船景致,展現出傳統匠師吸收新文化後的創新嘗試。談宜芳認為,周益記的彩繪極有可能是現存案例中最早將西洋風景畫引入傳統住宅彩繪的重要作品之一,因此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史價值。這些畫作不僅是裝飾,更是1920年代臺灣社會文化變遷的具體見證。

修復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延續未來

當作者身分與作品價值逐漸明朗後,修復工作也進入最重要的決策階段。談宜芳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希望留下更多李金泉,還是留下更多修復師?」這句話點出文化資產修復的核心精神。一般人往往期待修復後的作品恢復嶄新鮮豔的模樣,但周益記所有人周友達卻選擇保留歲月留下的痕跡。他認為,這些彩繪已經接近百歲,不需要刻意變回年輕時的樣貌,而應該誠實呈現時間留下的歷史痕跡。因此修復團隊最終以清潔、加固與穩定保存為主,盡量避免補色與重繪。

她特別提到國際修復界的重要觀念:修復不能建立在臆測之上。例如義大利龐貝古城的壁畫修復,即使學者已推測原貌,也不會直接補畫,而是透過數位模擬方式提供參觀者參考。周益記未來也計畫採取類似方式,利用數位技術呈現可能的原始樣貌,而實體作品則保留其真實歷史痕跡。

講座最後,周友達分享自己修復周益記的理念。他認為文化資產最重要的並非恢復嶄新,而是讓它能夠繼續自然地存在下去。無論是建築、木料還是彩繪,只要能夠再健康保存三十年、五十年,就值得珍惜。正因如此,周益記修復案不只是一次文物修護工程,更是一場關於歷史記憶、地方文化與保存價值的深刻實踐。

透過李金泉身分的重新發現與彩繪作品的修復,人們不僅看見了一位被遺忘的彩繪大師,也重新認識了1920年代新竹充滿活力與創新的文化風景。這些歷經百年歲月的彩繪,最珍貴的不只是藝術技巧,而是它們真實記錄了一個時代曾經存在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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